非正式结构实际上使一些人能够劝导或帮助他人，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运转起来。在倾听第六大道上的生活史中，我得知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指导过对方如何“淘”杂志，如何摆桌子，以及如何“诚实谋生”。守法的自我支持模式是有可能通过模仿进行生产的，就像通过模仿生产“破窗”一样。摧毁非正式结构的代价是，削减了积极、鼓舞人心却又饱受误解的榜样作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无序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连接这两个变量的“破窗”理论未必不正确，然而使用种族和阶级分类来定义无序的趋势必然是错误的。
我们的福祉将因为允许更多的人——而不是更少的人——参与非正式的经营活动而得到改善。城市政府如果能意识到这样的活动不可避免，理解它们运作的方式着实令人敬佩，那么市政可以更好地规范那些想在人行道上实现“诚实谋生”的人。当然，纽约市议会减少摊贩的空间不是为了带来公共的无序。修复“破窗”的支持者肯定也不希望警察变成对无家可归的摊贩实施破坏的人。
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秩序不能被视为目的本身；相反，秩序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副产品，它基于的是对不稳定的复杂城市生活的理解。城市不应对行人拥挤制定过于严格的标准，而法官在将行人拥挤用作清除高价地段的街头摊贩的借口时也应谨慎。在我采访一个小型商业改善区主任助理时，他承认，他的老板为使她的社区免受摊贩影响，试图提出，摊贩会阻碍行人的自由流动，即使她并没有证据。交通运输部门或街头小贩审查小组制定的标准使商业协会能够轻易地提出街道过于拥挤，这些提法通常高度主观、充满猜测（而被描述为客观和严谨的）。我也观察到商业协会在人行道上摆放花盆树、自行车架和报刊架，使摊贩无法在原地工作。我们应该建立新的标准，人们不能在人类谋生的地方轻易地种植植物。
商业改善区甚至可以鼓励哈基姆、马尔文和罗恩这样的新公众形象的出现。与其用摆放植物和新架子来阻止摊贩，不如建立简单的永久性售货台，并配置长凳，让小贩们可以存放商品。即使认识到每一个良好的意图都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也可以考虑建立更多的公共厕所，就像巴黎街头放置的那些一样。商业改善区必须明白的是，非正式经济和社会生活非常有价值，同时也不必然在审美上令人不悦。
任何面临高度的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文盲率和毒品依赖，以及不具备条件让人们从精神病院或监狱过渡到工作和家庭环境的社会，都会面对大量无法符合正规机构要求的人。鉴于此，一个社会正确的应对方法不应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驱逐出公共空间，一个存在极度贫困问题的城市若要创造福社，其重点就是能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的机会。
《人行道王国》
米切尔·邓奈尔
马景超、王一凡、刘冉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