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者实行压榨取得的利益之一是，他们之中最平庸的人也感到自己高人一等：美国南方一个“贫穷的白人”会欣慰地想，他不是一个“肮脏的黑人”；更富有的白人巧妙地利用这种自豪感。同样，最平庸的男性面对女人也自以为是半神。蒙泰朗先生在同女人（自然是处心积虑地选择的女人）接触时，比起在男人中间要扮演男人角色，更容易自认为是一个英雄，而其实许多女人比他更出色地履行这个角色。正因此，一九四八年九月，克洛德·莫里亚克——人人都赞赏他的独具一格——在《费加罗文学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女人竟能这样写道：“我们以彬彬有礼的、无动于衷的口吻（原文如此！)倾听……她们之中最光辉夺目的人说话，深知她的头脑以或多或少出色的方式反映来自我们的思想。”由于女发言者并不了解克洛德·莫里亚克先生的任何思想，显然，她反映的不是他个人的思想；她反映来自男人的思想，这是可能的：甚至在男人中间，也有不止一人把不是自己创造的见解当做自己的见解；人们会想，克洛德·莫里亚克先生是不是没有兴趣谈论笛卡儿、马克思、纪德的好想法，而是更喜欢同自己交谈；令人注目的是，通过我们一词的模糊含义，他和圣保罗、黑格尔、列宁、尼采并列，他从他们的崇高地位出发，轻蔑地俯视这群女人，她们竟敢跟他平等地对话；说实话，我知道不止一个女人不会耐心给予莫里亚克先生“彬彬有礼的、无动于衷的口吻”。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例子，是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男人的天真令人无法生气。还有其他许多更妙的方式，男人以此利用女人的他性。对于那些忍受着自卑情结的人来说，这里有一种具有奇效的涂擦剂：没有什么比一个要表现男子气概的男人对待女人时更狂妄、更咄咄逼人、更目空一切的了。那些不被同类气焰压倒的人，反倒更乐意把女人看作同类；甚至对这些人来说，女人的神话、他者的神话，出于许多理由是值得重视的；人们不会责备他们不肯自愿放弃从女人神话中得到的所有好处：他们知道放弃自己所梦想的女人会失去什么，他们不知道明天出现的女人会带给他们什么。必须克己忘我才能拒绝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的和绝对的主体。再说，绝大多数男人都不能明确地接受这种想法。他们不把女人确立为低一等：今日他们头脑里过分渗进民主思想，以至不会不承认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家庭内部，在孩子和年轻男人看来，女人具有同成年男子一样的社会尊严；随后，男人在欲望和爱情中感受到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反抗和独立精神；结婚后，男人尊重他的女人是妻子、母亲，而在夫妇生活的具体体验中，她面对他作为一种自由确立。于是他说服自己，在两性之间再也没有社会等级，尽管有差别，女人大体是一个平等的人。但是，由于他察觉到某些劣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能力稍逊一筹——他视之为天性使然。当他对女人采取合作和善待的态度时，他看重的是抽象平等的原则；至于他察觉到的具体的能力不相等，他没有提出来。但一旦他同她发生冲突，处境就翻转过来了：他会看重具体的能力不相等，甚至放纵自己去否认抽象的平等。正因此，许多男人几乎真诚地断言，女人同男人是平等的，她们没有什么可要求的，同时又说，女人永远不会同男人一样，她们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男人很难衡量社会歧视的极大分量，从表面看来，社会歧视微不足道，其伦理、智力的反响在女人身上极为深远，以至社会歧视的根源仿佛在原初的自然状态中。对女人最有同情心的男人，却根本不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因此，当男人尽力捍卫特权——他们甚至衡量不出这些特权有多大时，是没有必要相信男人的。因而我们不会被男人对女人发动攻击的次数和激烈程度所吓倒；也不会被给予“真正的女性”的有利害关系的赞美所迷惑；也不会被女人的命运在男人身上激起的热情所征服，其实这些男人根本不想同女人共命运。
然而，我们仍然应该怀疑女性主义者的论断：出于论战需要，人们往往把它们的价值一扫而光。“妇女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如此被人视为废话连篇，是因为男性出于狂妄，把它变成一场“争吵”；争吵时是不再讲理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力求证明的是，女人究竟高于、低于男人，还是与男人一样：女人在亚当之后被创造出来，显然是次等的人，有些人这样说；正相反，另外一些人说，亚当只是一个泥团，上帝创造出夏娃以后，才完美地创造出人类；亚当的脑袋较小，但他身材相对更高；耶稣让自己成为男人，这也许是出于谦卑。每个论据立即招来反驳的意见，往往两种论据都失之偏颇。如果试图明察秋毫，那就必须摆脱这些尺矱；必须拒绝高等、低等、相等这些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搅乱了所有的讨论，必须重新开始讨论。
《第二性》
西蒙娜·德·波伏瓦
郑克鲁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