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米夏埃尔和兄弟姐妹们、母亲以及外祖父母一起来到英格兰，那时他九岁半。他父亲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离开柏林，裹着一条羊毛毯坐在爱丁堡一座实际上无法供暖的石屋里，直到深夜还在翻阅字典和教科书，因为尽管他从前是夏里特医院儿科学教授，但现在如果他还想继续从事医生职业，他就要用他不熟悉的英语、在五十多岁的年纪再参加一次行医许可考试。米夏埃尔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没有父亲陪伴的一家人前往陌生之地，外祖父的两只虎皮鹦鹉一路上经受住了运输的颠簸，却要在多佛的海关检查大厅被没收，他们说不出话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担心和害怕就这样到达了顶点。损失了这两只温顺的鸟儿，只能软弱无能地站在一边看着它们如何永远消失在一面屏风之后，米夏埃尔写道，这比一切其他事物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迁居另外一个国家是何等叫人害怕。两只鹦鹉消失在多佛海关大厅，是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一步一步获得新的身份背后，柏林的童年消失的开始。我的祖国在我身上保留得何其之少，这位编年史作者在审视他身上几乎没有保留下来的回忆时这样断言，它们几乎不够用来悼念一位下落不明的小男孩。普鲁士狮子的鬃毛，照顾小孩子的普鲁士小保姆，肩上有地球仪的女像柱，从利岑堡大街传上来的神秘的交通噪音和汽车喇叭声，在黑暗角落（小孩子们被罚去面壁思过的地方）的裱糊纸后集中供暖管道的嘶嘶声，洗衣店里恶心的肥皂水味道，夏洛滕堡绿地里的弹珠游戏，麦芽咖啡，甜菜糖浆，鱼肝油，以及装在安托妮娜祖母银盒子里不允许吃的覆盆子糖果——这难道不仅仅是消散在空空如也的空气中的幻象和错觉吗？祖父别克轿车里的皮座椅，格吕内瓦尔德的哈森施普龙公共车站，波罗的海海滨，鲱鱼村，周围空无一物的沙丘，阳光及其如何降落……每当一个人因为内心世界里出现的偏移在脑子里浮现出这样一块碎片，就认为他能够回忆起过去的事。但事实上当然回忆不起来。太多的建筑倒塌了，太多的废墟堆在那里，堆积物多得清理不完。今天我再回过头去看柏林，米夏埃尔写道，我看到的只是一片黑蓝色的背景和背景上面一块灰色的斑点，一幅石笔图画，不清楚的数字和哥特体字母，一个锋利的S，一个Z，一个像鸟儿一样的V，被海绵擦抹掉、擦去。这个模糊不清的地方或许也是废墟场景的一种残像，一九四七年我曾经到过那里，那是我第一次回到我的家乡，为了寻找我失落了的时代的痕迹。当时，我在一种接近梦游的状态中走了几天，穿过夏洛滕堡没有尽头的街道，路过空空的房屋立面、防火墙和废墟，直到意外地重新来到利岑堡大街那栋—不可思议地，在我看来——免遭毁灭的出租公寓前，我们曾经在里面居住过。我还能感觉到在走进门厅时向我迎面拂来的冰冷气息，还记得铸铁的楼梯扶手、墙上的石膏花环、从前一直放着童车的地方以及铁皮信箱上大多数都没有变过的名字，它们让我感觉像是字谜画的元素，仿佛我必须正确地猜中它们，才能使这些闻所未闻的、自从我们移民国外以来发生的大事犹如不曾发生过。似乎现在只取决于我，似乎稍微动动脑筋就可以让历史倒退，似乎只要我愿意，拒绝和我们去英国的安托妮娜祖母就能像从前一样活在康德大街，似乎她没有走，就像在所谓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寄给我们的红十字明信片上写的那样，而是一如既往操心着她的金鱼的安好无恙，她天天在厨房的水龙头下面冲洗它们，天气好的时候还把它们在外窗台上放一会儿，让它们透透新鲜空气。也许只需要一瞬间的高度专注，将隐藏在谜语中的关键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组合起来，然后所有的一切就会一如往昔。但我既没有获得这个关键词，也没有鼓足勇气爬上楼去敲我们公寓的房门。我怀着一种胃里不舒服的感觉离开了这座房子，漫无目的、毫无思绪地一直往前走，一直走过了西十字站或者哈勒门或者动物园，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我只知道最后我来到了一片空旷地带，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砖块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总是十乘以十乘以十，每一立方体有一千块，其实是九百九十九块，因为第一千块砖垂直地放在每一堆的最上面，作为一种赎罪的形式，或者为了计数更加容易。如今回想这片堆置场时，我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只看到砖块，数以百万计的砖块，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圆满构建出来的砖的秩序，直到视野可及之处，在那上方是柏林十一月的天空，雪花马上就会旋转着飘落下来——一幅死寂的秋冬之交的图景，对于这样的图景，有时我会想，它的源头难道不是一种幻觉吗？特别是当我以为从超越任何想象力的空旷中听出了《自由射手》序曲的最后节律，以及之后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连续不断地以为听到了留声机招针的刮擦声。我的幻觉和梦境，米夏埃尔在别的地方写道，经常在一种环境中上演，这种环境的特征一部分指向国际大都市柏林，一部分指向乡野地区萨福克。比如我站在我们房子楼上的一扇窗户边，目光却没有注意到外面熟悉的湿地草场和不断被风吹动的柳树，而是从一座数百米高的山丘上看下去，看到成群的市郊小果菜园，它们像一整个国家那样大，一条笔直的马路从中间穿过，黑色的出租车在马路上向城外的万湖方向呼啸而去。或者我在黄昏时分从一次长途旅行中回来。我肩上背着背包，走在回家的最后一段路上，家门前不可思议地停着各种各样的汽车，一辆辆高大的大轿车，一辆辆侧面安装了巨大手刹和球形喇叭的机动轮椅，一辆不吉利的象牙白色救护车，里面坐着两名女护士。在她们的注视下，我迟疑地跨过门槛，此时我已不知身在何处。房间里光线模糊，墙上光秃秃的，家具都不见了。银器放在木地板上，有为许多人吃利维坦而准备的非常重的餐刀、调羹、叉子以及一套吃鱼专用刀叉。两个穿着灰色大衣的男子正在取下一幅织花壁毯。木绒从瓷器箱中冒出来。在我的梦中也许过了一个钟头或者更多的时间后，我才明白我不是在米德尔顿的家里，而是身在我外祖父母位于布莱布特罗伊大街宽敞的公寓中，在我小时候去做客时，它那像博物馆一样的空间感给我留下了不逊于无忧宫成排房间的印象。而现在，所有人都集合在这里：柏林的亲戚，德国和英国的朋友，我的岳父母，我的孩子们，在世的和去世的人们。我从他们中间穿过，没有被认出来，从一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穿过画廊、大厅和挤满客人的过道，直到在一条略微倾斜的走廊的另一头，我来到了没有暖气的起居室，从前在我们爱丁堡的家里，它被称为“寒冷的荣耀”。我父亲坐在一张非常非常矮的小板凳上练习大提琴，而我祖母盛装华服地躺在一张高高的桌子上。她那双漆皮鞋的闪亮鞋尖冲着天花板，一块灰色的丝巾盖住了她的脸，她几天以来都不说一句话，就像她的忧郁定期反复出现时那样。我从窗户望出去，看到了远处的西里西亚地区。一个金色的圆顶从一处被长满蓝色森林的山包围着的山谷中向上闪着微光。这是梅斯沃维采，波兰的某个地方。我听见我的父亲说，当我转过身来，我看到被他的话带出来的白色雾气还在冰冷的空气中没有消散。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土星之环》
